作者:編導培訓 來源:www.2022ahvc.com 發布時間:2019-01-04
辯證統一的理想電影,它是愛森斯坦在1927年拍攝影片《十月》時使用的一個術語。關于理性電影的觀念,在他1923年發表的《雜耍蒙太奇》一文中就已萌芽。他認為,在革命的新時代下,應當加強藝術的認識功能和參與生活的能力,使它成為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吸引人們參加革命活動的媒介。他在此文中提出通過藝術的感染力作用于觀眾的理性——思想意識的問題,從這一點出發,他認為以前的藝術中的人為的情節、矯飾的表演、虛假的布景等等已不適應新時代對藝術的要求。
他認為舊的美學框架已經顯得狹窄,藝術應當接近科學。必須克服資產階級藝術的二元論——即藝術與科學分離,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分離的狀態,才能建立起無產階級的藝術意識。在《戰艦波將金號》(1925)中他把這種觀念訴諸實踐。他在1929年發表的《前景》一文中提出,應當用理性電影消除“邏輯語言”同“形象語言”的分離狀態,而用辯證的電影語言,用電影隱喻將它們綜合起來。他認為,只有這樣的“理性電影”才能成為“未來共產主義時代的一部分”。不久,他又在《在單鏡頭畫面之外》(1929)一文中,為“單鏡頭畫面一符號”的原理和“理性蒙太奇”細胞的理論奠定了基礎。在這里,愛森斯坦詳細論述了兩個鏡頭之和會產生一種新的概念的觀點。基于理性電影可以把理性的命題搬上銀幕的思想,愛森斯坦一直想把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搬上銀幕。后來,愛森斯坦在進一步深入地觀察和考察了邏輯的和情感的、共性的和個性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后,他又將一些充滿活力的因素注入到理性電影中去。在1930年寫的電影劇本《美國悲劇》中,便使用了內心獨白,用理性電影的原則深入挖掘了主人公的內心活動。愛森斯坦的理性電影理論對20世紀20年代蘇聯的電影創作,如對普多夫金的《母親》(1926)、《圣彼得堡的末日》(1927)、杜甫仁科的《兵工廠》(1929)等都有所影響。這一理論從20世紀20年代起一直存在爭議,今天它愈來愈受到世界電影理論家們,特別是愛森斯坦的研究家們的重視,并成為他們的研究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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